上班族父母都有個頭疼的“四點半問題”：如果無人援手，每個工作日下午四點半到六點，就成了孩子沒人管束的“盲期”。他們會不會自覺回家做作業？會不會跑進黑網吧？會不會在路上無視車流打打鬧鬧？這些問題讓他們不安。兩年前，南山區桃源街道龍聯社區的陶慧琴老人挺身而出，當起了社區里幾十個孩子的“四點半”家長。

　　巧做市場調查 決意奉獻愛心

　　２００６年５月，南山區關工委提出，六一要到了，大家想想怎樣切實為孩子們做點實事。做什么好呢？陶慧琴和桃源街道辦事處團工委書記張少方商量了起來。張少方講出了自己的苦衷，孩子下午放學無處可去最讓他們不放心，如果能有人幫忙在這個點兒照看孩子就好了。

　　這是個好點子，可以成立五老愛心社來做這件事。學工科的陶慧琴有著縝密的思維，她想，還是先得知道別人愿不愿意來。于是，她遍訪社區內的小學了解情況。沒想到，門衛常給陶慧琴吃“閉門羹”。有人懷疑她動機不純，她就拿出南山區關工委的任命文件和自己的身份證給他看。有人說，這些工作學校有人做，不用你們操心。她就給別人介紹關工委的工作性質。好不容易進了校門，只要辦公室開著門她就往里進，向老師做介紹。老師們倒一致認為這是件好事，卻說不上來會有多少學生需要這項服務。

　　陶慧琴又想到了一個辦法。下午四點半，她站在小區大門口觀察：校車一到，有的孩子被老人接走，有的接著去了興趣班。陶慧琴琢磨：真正有需求的應該是那些外來工家庭，沒有老人幫手，也沒有能力送孩子上培訓班。珠光村是龍聯社區出租屋最集中的地方，于是，陶慧琴去了珠光村，借著買米買菜的機會和人搭訕：孩子多大？在哪兒上學啊？放學后都干些什么啊？她得到的回答大多是：忙著做小生意，哪管得上；給他鑰匙自己回家。陶慧琴確認，這樣的愛心是值得付出的。

　　籌備長達一年 愛心社終于開張

　　為了場地問題，陶慧琴和張少方跑了不少地方，卻處處碰壁。五老愛心社沒有經費支持，而深圳的房子又很金貴，這個矛盾讓他們苦惱但并沒有放棄。轉眼，２００６年過去了。有一天張少方告訴陶慧琴，龍聯社區工作站就要搬進新的辦公樓，里面要設圖書室，可以把愛心社和它設在一起。陶慧琴聽了非常高興。新辦公樓離陶慧琴家很近，她經常跑過去察看裝修進度。辦公樓一裝修完，她就給張少方打電話，讓他趕緊去落實。桃源街道辦黨工委和龍聯社區非常認可這項創意，同意將圖書室兼作愛心社的活動場地。

　　就在這時，兒子住院了，陶慧琴暫時去照顧家庭了。可沒多久，她就接到張少方的救急電話，請她再次接手愛心社。愛心社已經對外宣布５月２６日掛牌，但場地還沒布置，留給陶慧琴的時間不過四五天。陶慧琴開始了沖刺：晨練時，動員老年朋友來參加慶賀活動；白天，和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幾名學生進行場地整理和美化；晚上，在家照著花名冊打電話通知家長和小朋友，沒想到許多家長根本不知道有這事兒。看來花名冊出了問題。第二天，陶慧琴和她的幾位好姐妹又趕到珠光村說服家長、到學校門口邀請小學生參加……

　　５月２６日，桌椅擺好了，玩具、跳棋也備好了，墻上開辟出了“學習園地”、“才藝展示”等許多欄目……萬事俱備，只待四點半的來臨：老人們來了，孩子們也來了，四十多號人讓愛心社熱鬧非凡，有的捉對下棋，有的則是手把手教跳舞，看到這一切，陶慧琴懸了一年的心終于放下了……

　　挑戰困難可貴 堅持才是勝利

　　成立愛心社很艱難，維持運作更需要水滴石穿的堅持。有一陣子，陶慧琴注意到，有些男孩子坐不住了。她想，得搞點興趣活動，把孩子們留下來。于是，她請來舞蹈隊的老年朋友組織文藝活動，利用每周五下午教孩子們唱歌、跳舞、做植物標本、打球……為了激發他們的參與熱情，她和其他五老成員從家里找出小玩具、小玩偶，作為獎品發給孩子。

　　有一次，細心的陶慧琴發現來得挺勤的幾個小男孩不見了。有女生悄悄告訴她，是上網吧去了。陶慧琴立刻趕到網吧，把他們拉了回來，好一通教育。如是幾次，幾個小男孩徹底服了陶姥姥，再也不去網吧了。有些家長起初很疑惑，“現在哪有這樣的好事兒，幫忙管孩子，還發獎”，一些老師也來看個究竟，看過之后，他們全都放心了。就這樣口耳相傳，現在，愛心社照看的孩子達到四五十個。

　　愛心社每天都要有人值守，但人員無法穩定。這是份義務工作，陶慧琴不能強行要求別人，只能自己堅持，相反，對那些支持她的伙伴和領導她都充滿感激。龍聯街道婦聯的戴主席也會到五老成員家中走訪，給她們打氣。說是四點半家長，但愛心社還會組織室外活動，老人們付出的時間遠在四點半之外。第一次活動是去園博園搞中華傳統美德教育，有２５個孩子參加，她就找來２５位老人一同前往，實行“人盯人”的戰術。當活動結束孩子們平安到家后，她才真正放下心來，接著，腦子里又開始計劃起下一步的活動……

　　五老愛心社是南山區最早關注“四點半問題”的公益機構，如今這個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，深圳也開始試點“四點半學校”，愛心社隨之更名，成為十二家試點之一。

編輯: 王丹丹